经济理论在探索中前进——这是对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经济理论发展状况的基本描述。由于经济理论研究与社会经济体制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天然联系，因而如同我国的经济体制在50年间走过了崎岖坎坷的道路一样，我国的经济理论研究在这50年中也是步履维艰，在艰难和曲折中前行。经过广大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和艰辛探索，在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实践的呼应下，我国的经济理论研究终于摆脱了计划经济理论的沉重枷锁，走上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0年间，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的道路并不平坦。大体说来，可以把经济理论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底为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我国的经济体制采用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反映到经济理论上，就是全面接受了“苏联范式”。这种经济理论的弊端，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它只注重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忽视了对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研究。其二，它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分析和设想作为唯一的理论来源，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排斥与市场经济相关联的经济范畴、经济机制和经济规律。其三，它排斥和否定社会经济运动的一般性，把一些本来是现代市场经济共有的东西归结为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进而在时间和空间上，把社会主义经济视为与以往的社会经济和现实的其他社会经济毫无联系和毫不相关的经济，割断了社会经济运动的连续性和相关性。其四，它是一种基本靠因果推导的理论。这种理论的整个体系都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从生产资料公有制出发，来推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并且引伸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发展规律和按劳分配规律，而这些推论和引伸，又都是为论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这个宗旨服务的。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本身就属于生产关系范畴，因而从生产关系出发来研究生产关系，就必然使这种研究概念化和抽象化，而失去其丰富的内容，特别是失去其发展和完善的原动力。这样，在客观上，它也就不可能对社会实践产生任何有益的和有效的指导作用。
从1979年到1984年10月为第二阶段。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人们的思想解放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经济理论研究也随之趋向活跃。在这个时期，经济学界先后开展了有关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以及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大讨论，澄清了一些被颠倒了的理论是非，并且出现了改革国家所有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主张。但在当时，“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观点还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因而经济理论研究的整体突破还没有完成。
从1986年10月到90年代初为第三阶段。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这就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最重大的禁区，从而为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改革实践开辟了前进道路。在这以后，理论研究与改革实践交互作用，出现了经济理论大发展的局面。这主要表现在：1、对经济理论的“苏联范式”开始进行了反思和批判；2、对商品经济的内在规律和运行机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搞活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宏观经济管理从直接控制转向间接控制这样“三位一体”的改革任务；3、经过反复深入的研究和探索，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4、对改革过程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如股份制、资本市场、产权改革和市场经济等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提出了一系列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和我国改革发展趋势的观点和主张。在这个阶段，理论界的争鸣与交锋异常激烈，几乎每一种新观点的提出都会引发一场论战，而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进展也都要冲破重重阻力，并且会伴有数不清的反复。在这个阶段，新一代经济学家的崛起成为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在探索改革发展道路和推动理论进展方面起到了生力军的作用。
从1992年开始，我国的经济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经济理论发展的主要特点是：1、以1992年年初“南方讲话”为标志，邓小平理论已经全面形成。邓小平理论的形成特别是“三个有利于”观点的提出，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我国的经济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2、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就正式宣告了计划经济及其理论在我国的终结，也克服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的种种弊端及缺陷，为在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扫清了道路，也给经济理论界的研究和讨论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在这一理论指引下，资本和资本机制被全面引入到我国的经济运行之中，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证券市场的发展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的一个突出标志。3、随着我国经济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过剩经济、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成为我国经济运行的新现象，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也相继展开，并且取得了相应的进展。这一切，都标志着中国经济学界已经真正开始摆脱传统经济理论的束缚，开始从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出发来研究社会现象及其运动规律。
如果说，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前30年中，我国的经济理论研究主要是移植、模仿，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并且能够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经济理论，那么，在改革开放的20年中，我国经济理论研究却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党的十三大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党的十五大确立邓小平理论为标志，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探索和实践结出了累累硕果，有力地并且有效地推动了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进程。具体来说，经济理论研究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所有制问题的研究。所有制问题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由于传统的国有企业是在计划经济和“卖方市场”的格局下建立和运作的，因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买方市场”的出现，这种企业制度与现代市场经济的不适应的问题就显得越来越突出。早在改革之初，我国经济学界就有人提出了改革国家所有制的主张；80年代中期，经济理论界还就产权改革问题进行过广泛和深入的研究；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矛盾的日益加深，经济学界对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研究也在逐步深化，这主要表现在：
———提出了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重组的观点。即调整国有经济的存量结构，收缩过长的战线，实现国有资本从低效企业到高效企业、从小型企业到大型企业、从一般竞争性部门到国家必须抓的战略性部门的集中。
———提出了不同市场经济国家中可以有共同的企业制度的观点。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法人企业是市场经济国家中企业制度的三种主要形式。不论什么国家，只要实行市场经济，那就必须采用这些企业制度。在这些企业中，法人制度是最能反映生产社会化发展趋势的企业组织形式。具有独立的意志和独立的利益，是法人企业的基本特征，而这种独立的意志和利益，又根源于法人所具有的独立的财产。这种集生产社会化、资本社会化、风险社会化和经营社会化于一体的法人制度，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它大大缓解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
———提出了国有资产具有三种形态的观点。货币形态、实物形态和证券形态是国有资产乃至整个社会资产的基本存在形式。货币形态的国有资产的主要特点是可转化性强，实物形态的国有资产的主要特点是凝固性强，证券形态的国有资产的主要特点是流动性强。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其实质是调整国有资产在上述三种形态中所占的比重。把国有企业改造成股份制企业，国有资产就从实物形态转变为证券形态；把国有企业或国家所持有的股票卖掉，国有资产就从实物形态或证券形态转变为货币形态。由于这种交换是依从市场规则进行的，因而国有资产在这种转变中就不会发生量的减少，而只是国有资产存在形态的变化，不存在什么“私有化”问题。
———提出了划分共同所有制与公众所有制的观点。共同所有制是指一个单位（国家、社区、企业、团体等）的财产属于这个单位或这个单位的所有成员共同所有，而这个单位的成员并不是共有财产中某个具体份额的所有者。社会公益部门不以盈利为目的，所以共同所有制最合适。公众所有制的财产是这个单位成员的集合财产，同时又是他们个人拥有具体份额的财产。这些财产虽然最终归其成员个人所有，但却不是他们个人财产的简单加总。合作所有制与公众持股的股份制都属于公众所有制。
二是对资源配置机制及其方式的研究。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核心问题，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是衡量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是否合理和有效的主要标志。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意味着资源配置方式的根本转换，即从以行政手段来配置资源转向以市场来配置资源。在推动资源配置机制转换方面，经济理论研究也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这主要是：1、肯定了各种生产要素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进而肯定了按要素分配这一市场经济中通行的分配方式。2、进一步明确了财产关系和财产规则在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即财产关系是市场经济中最基本、最核心的经济关系，财产规则是社会经济的第一规则，财产关系决定着利益关系，财产规则制约着利益规则，不解决没有明确产权边界的国家所有制与要求有明确产权边界的市场经济不相适应这个主要矛盾，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就很难最终实现，财产的约束机制和利益的激励机制也就很难建立起来。3、解决资源配置的制度创新问题必须进行政府改革。政府不但要调整自己的角色和起作用的领域，而且要调整自身的行为机制和行为方式。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政府越是减少行政干预，越是强调用经济手段来实现稳定和增长，宏观调控所起的作用就会越明显；政府越是精减直接管理企业的机构，越是突出中介组织的协调作用，宏观调控的局限性也就会减少。同时，还必须注意宏观调控机制和手段的创新问题，以防止用传统手段和工具来管理现代市场经济，从而导致宏观调控和资源配置失效的问题。
三是对过剩经济的研究。随着“买方市场”的形成，在我国的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经济过剩、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成为困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新的因素。针对这些现象，我国经济理论界对过剩经济的研究也已开始起步。有的学者指出，我们不仅面临市场过剩，而且面临生产能力的严重过剩和经济要素的日趋过剩；不仅面临国内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而且在外向依存度已经很高的状态下面临一个在不同发展层次都普遍过剩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已经由生产领域转移到了流通和消费领域。过剩经济是市场经济下的常态，是我们不能不面对也不能不认识的客观现象。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外，我国经济理论界在生产力经济学、消费经济学、数量经济学、技术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学科的建设上也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出版了一大批很有见地的学术成果。同时，随着研究方法的转变和研究手段的创新，对经济周期、产业政策、金融改革等方面的研究也都相继展开并且不断走向深入，对国家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的调整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应该看到，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的进展是显著的，但也勿庸讳言，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的总体水平还不是很高，还不能适应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从而有效地指导客观的实践。因此，从总体上说，我国经济理论界还任重道远。
关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把握问题。在我看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节点是市场经济，因此必须首先把着眼点放在对市场、市场机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方式和机制的研究上，这就要加强对市场经济共有规律的研究和把握，在保证社会资源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研究社会公平的实现机制问题。也就是说，一个小的蛋糕，不管怎么切，分割出的份额也不可能变大，只有首先把蛋糕做大，才能使分割的份额也相应增大。在这方面，应该按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要求，把文章做到资源配置的制度创新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上来，从而使经济理论研究和改革与发展的总体目标衔接起来，一致起来。
关于经济学发展中的开放问题。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的经济，作为反映市场经济发展总体要求并用来指导市场经济建设的经济理论，也必然是一种开放的科学。从我国的现实状况来看，经济学的开放至少应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理论体系的开放。在这方面，核心之点是如何认识和对待西方经济学。如同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原理和分析方法，在事实上已成为研究我国市场经济问题的重要理论来源，企图否定和抛弃的作法是不正确的。二是经济环境的开放。同其他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经济理论研究也需要客观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需要一个比较适宜的生态环境。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要保证学术研究中的充分民主，保证理论探索能够在一个比较宽松的学术气氛下进行。只有这样，我们的经济理论研究才能在探索和争鸣中前进，在比较和借鉴中发展，进而形成科学的理论，并且能够有效地指导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实践。
关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问题。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是经济理论研究的两翼，二者缺一不可。就当前的基础研究来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优化配置的机制及其实现问题，而不能一味地把立足点放在理论体系的构造和建设上。由于我国正处于新旧体制转换的剧烈变革时代，社会实践的发展还很不成熟，这种不成熟的实践会使得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制约，使得构建新理论体系的努力在短时期内还很难实现。同时，应用经济学的探索则应该进一步强化，过剩经济问题、通货紧缩问题、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以及知识经济和虚拟经济问题都是我们面对的全新的课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可以给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提供一个进行理论探索的广阔的舞台，从而推动应用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同时，对这些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和研究，也有利于我们加深对市场经济运动规律的认识，反过来促进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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